摘要：本文通过引用大量的案例，进而分析吏治腐败对党的危害性。应该看到，当前在一些领域腐败现象依然呈高发态势，特别是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件令人触目惊心。滋生腐败的土壤还未铲除干净，反腐败斗争依然复杂艰巨。自古至今，卖官鬻爵造成的人亡政息、一朝覆灭的史实不胜枚举。可以说吏治腐败是最大的政治腐败，选人、用人、培养人，是古今中外执掌政权者都需要解决好的头等大事。我们党以史为鉴，清醒地看到清除这种腐败现象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对中国共产党来讲“选贤任能”应该与“德才兼备”划等号，其内涵与党的基本性质、根本宗旨，以及所要实现的目标相一致。今天，中国共产党因其担当着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所以，反对吏治腐败更成为治国之要、执政之要。
一、引言
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革，官员的社会角色也在随之改变。特别是新的一轮改革开放，社会治理形态又积累了大量新变化，官员的社会属性继续发生变化，对官员管理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国之要，首在用人。”翻开中国历史，似乎历朝历代都强调“选贤任能”，但这四个字在不同掌权者和不同政权那里，内涵上却有着很大的、甚至是本质的差异。习近平总书记把它概括为五个方面，就是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这些标准和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集中体现了官员标准的时代内涵。可以看到，从为官的政治理念，到适应市场经济条件的官员利益设计，再到建立一个有效的监督系统，这是一个完整政治体系的创立和完善过程，这应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二、吏治腐败乱象丛生
十八大以来，改革和反腐败都出现了一个良好的时机，一方面表明了新一届领导人的反腐决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腐败问题非常严重。
（一）带病提拔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很多人将其与多年前“骗总理”联系起来，其实是想追问当时是否存在“带病提拔”的问题，值得相关部门在调查时重视。1998年5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前往安徽南陵县视察落实国家粮食收购政策情况。为了应对朱镕基的视察，当地政府从外地调运粮食，“人造”出粮食满仓的景象。
带病提拔：有些党员干部早就有不廉洁行为，但在考查干部时却未能发现，结果导致其中一些人仍继续得到提拔和重用。领导干部要坚持凭实绩任用干部，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实践证明，凭实绩任用干部，就会引导干部积极向上，见贤思齐，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创造业绩；否则，一个搞虚假政绩的干部被重用，就会在干部任用上形成误导。
解决“带病提拔”问题，就要加强和改进干部选拔工作，不拔苗助长，温室育苗，要加强实践锻炼，使他们养成想事谋事干事、不为名不为利的好品质，让他们练就为党担当、为国担当、为民担当的好胆识。对那些勤政为民、求真务实的干部，给以褒奖和重用；对那些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干部，要坚决加以批评和惩戒。
（二）卖官鬻爵
2013年6月9日，原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出庭受审，其涉嫌的贿案细节，曝光了这个铁轨上的“官市”。检方指控，刘志军自1986年在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任上始，至2011年从铁道部部长之位落马，涉嫌因“卖官”受贿1178.65万元，买官者名单覆盖六名铁路官员。
重要的原因在于：党务不公开，透明度不够。这几年虽然中央大力推行政务党务公开，增强透明度，把政务党务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但在一些地区、部门、单位只能算是刚刚起步，权力运作过程的透明度远远不够。就以干部选拔任用来说，在有的地区、部门或单位仍多是处于半明半暗状态，甚至是暗箱操作，从已经揭发出来的那些买官卖官案件，无一例外的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
官意味着什么？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造福百姓，恐怕这样的道理，每一个干部不会不知道。那么，为什么一些官员还会把官职当作可交易的商品进行买卖呢？说到底，就是要凭借着权力捞取政治资本和经济利益。其实，领导干部是标杆，是导向，严肃党内生活、领导带头是关键。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模范执行民主集中制，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在全党上下形成认真严肃党内生活的良好风尚。
（三）团伙型特点
1996年，在60万明光人心头，是惊心动魄的。1996年初春，检察机关根据群众大量举报，从建筑行业打开反腐突破口，通过查处包工头偷税行贿案，拔出萝卜带出泥，相继挖出了市房产局副局长方在凤、市建委主任唐玉军、副市长徐明、市长胡润翔、市委书记薛某某等人行贿、受贿大案。震惊全国的“明光窝案”，有43名党政机关干部因行贿、受贿、贪污被查处。
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含义之一，即是指此情景。在各种权力的层层袒护下，已有的任何监督制度都难以发挥作用。于是，尽管有种种腐败迹象的显露，尽管有群众的不断举报，尽管贪官的许多恶行劣迹甚至已成为社会的公开秘密，其传闻在民间不胫而走，也无济于事。“群蛀”的不断出现表明了，“群蛀”现象总是发生在圈子、裙带关系和官商勾结中。
出现“群蛀”原因是：一些党组织，党内生活不正常，不按章办事，腐败现象频发，幻想集体闯关；一些党组织，党内生活不严肃，党内关系庸俗化，组织原则淡化，不愿批评、不敢批评，不实事求是，不触及灵魂，发言空对空，谈成绩浓墨重彩、褒奖有加，说问题避重就轻、隔靴搔痒，好人主义盛行，走过场，敷衍了事，不解决实际问题，等等。
（四）苍蝇猛于虎
2013年9月10日，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涉嫌受贿4755万元的案件，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庭审中所披露的事实显示，官运亨通的张曙光，还觊觎着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中科院院士。他曾于2007年、2009年两度参评中科院院士，检方指控，他的多笔受贿均与参评院士有关。为此，一共受贿2300万元左右。
习近平总书记把腐败分子变成了一个通俗的比喻：“苍蝇和老虎要坚持一起打”。“苍蝇”（即低层官员）的腐败比高层“老虎”的腐败危害更大。“苍蝇”的危害在于直接面向基层、面向人民群众，不良作风和滥用公权将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从而直接损坏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相比起“老虎”，“苍蝇”数量大，传播病菌范围广，其危害面更广更深。
要消灭“苍蝇”，就要强化对官员的监督管理，坚持敢抓敢管。从严管理监督干部是对干部最大的爱护。如果在干部管理上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就会致使一些干部身上的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酿成了大事。畅通干部监督管理渠道，强化党内监督，对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
三、官僚主义是吏治腐败的先兆
官僚主义如果任其蔓延，就会使党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们党的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难于流长；成为无本之木，终将枯萎。
（一）严重脱离人民群众
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现实，唯我独尊、自我膨胀。有的居官自傲、官气十足，独断专行、作风霸道。在原则问题上明哲保身，事不关己，一切成绩归于自己，所有过错推给他人。有的对实际情况不了解不关注，不愿深入困难艰苦地区，不愿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要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保证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民主是监督的有力武器，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坚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为防治腐败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要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证党员行使各项民主权利，积极推进党务公开，使广大党员更多、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要不断扩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惩治官僚主义，要建立预防长效机制。官僚主义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狠劲和韧劲，坚持在“常”、“长”二字上持续用力。要坚持制度面前没有例外，该惩则惩、当罚则罚，不搞“网开一面”和“下不为例”，对因官僚主义造成严重危害和影响的，要严肃处理，决不迁就。要注重制度文化建设，使勤政廉政成为一种自觉、一种习惯、一种风尚。要进一步扩大外部监督体系，充分发挥信息网络、新兴媒体等舆论监督作用，努力形成反对和抵制官僚主义的强大社会力量。
（二）容易形成特权思想
1956年，鉴于“波匈事件”暴露出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党的八届二次会议提出了防止各级领导人员特权化，防止产生特权阶层的重要思想和主张。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者：“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要求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密切干群关系。
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是由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因为特权思想容易形成权力人格化，而且高度集中。权力成了极少数人的本份，义务和权力不分，享有特殊身份、特别待遇，掌握着资源、晋升提名和利益分配的主导权，无人敢问津，这也是要害所在。
党内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严格违背了党的性质宗旨，破坏了党的形象，伤害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感情和信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必须总结党的历史上的经验做法，继承和发扬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时结合当前时代特点，特别是特权现象的一些新的表现形式，把反对特权纳入到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总体规划之中，纳入到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总体布局之中。
（三）侵蚀党的肌体
为什么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并坚决反对官僚主义，但官僚主义却屡禁不止，成了一种顽症，在有的地方和部门甚至愈演愈烈？究其根源，就在于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化、执政理念缺失、价值追求偏移、精神消极懈怠。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党的肌体受到损伤，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党的事业就会毁于一旦。
官僚主义是权力刚性约束不力的必然表现，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必须着力完善制度机制。邓小平同志认为，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是官僚主义的总病根。当前，制约权力的“笼子”尚不完善，一些工作领域权力过分集中，管理制约机制不够健全，从政行为、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监督，为官僚主义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温床。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首先在于建设科学有效的制度之笼，同时提高贯彻落实制度机制的刚性约束力。
领导干部带头讲党性，就要带头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是共产党员的终身必修课。当前，利益冲突时时发生，各种诱惑无处不在，加强党性修养、党性锻炼面临更加复杂的环境和更加严峻的挑战。一要志存高远。古人云：“志欲弘大，心欲谦小。”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考虑自己的私欲就越少，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
（四）产生腐败的温床
官僚主义的作风，仍然在一些地方的一些干部中根深蒂固。它不仅成为了腐蚀干部、滋生腐败的一个重要“温床”，而且有些已经进入了腐败的范畴，成为改革开放的障碍。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其中对官僚主义的危害性做了深刻析论，断言官僚主义是助长腐败现象滋生的重要源泉。
官僚主义不仅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宝贵时间，而且让改革开放丧失了许多难得的发展机遇。破坏社会公平，危害和谐稳定。由于官僚主义借助权力寻租攫取大量社会资源，如此一来，社会财富尽落官僚囊中，必然导致贫富差距持续加大，损害社会整体的公平性。经年累月，容易带来社会不满情绪的累积及不安定因素的增加，进而危害社会的稳定。
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着力解决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监督以及执行不力等问题，是铲除官僚主义的治本之策。要全面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严格按照规则和程序办事，重大经济开支、大宗物资采购、大项工程建设、选人用人等重要事项，严格限制权力范围、界定自由裁量、规范用权程序，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最大限度地杜绝权力运行的漏洞。
四、惩治贪官彰显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
在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明显成效的同时，新型的、更隐蔽的权钱交易案件增多，因此，要建立健全廉政风险防控和廉政隐患预警机制。
（一）关注问题官员贪财、要权、图名“三得利”
我们党以史为鉴，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近年来，多部具有重要意义的相关办法、条例陆续出台实施，对干部选拔任用的条件和程序作出了严格规定，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选人用人面前有了“高压线”。但是，在一些制度约束不严的地方， “少数人选人”的权力未受到根本性制约，少数人说了算的“以官选官”模式依然存在。
当前，腐败问题已成全面深化改革的顽固阻力，已成公众反映强烈的社会痼疾，“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图名牟利”已形成一条灰色的利益链。正因如此，十八大报告提出“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在这种认识和决心之下，反腐成果令人称快。但另一方面，人们又对这么多社会精英的腐败变质深感震惊和惋惜，并由此反思：制度反腐说了这么多年，为何腐败问题仍然层出不穷，老虎苍蝇依然前“腐”后继吗？
要严肃查处“跑官要官”、要权、图名等不正之风，对策在于：对“跑官要官”、要权、图名的，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能提拔使用，情节严重的要进行组织处理；对在民主推荐和选举中搞非组织活动的，坚决查处，已经提拔的要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并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对受贿“卖官”的，要按有关规定严肃查处，对行贿“买官”的,也要一律先免去职务，再按规定处理。
（二）警惕腐败官员身边的“白手套”
所谓“白手套”，通常意指充当黑钱漂白的中间人，或实际从事非法事务的“合法外衣”，真正做事的“手”则隐藏在“手套”之中。诚然，正如每名腐败高官背后都有情人，他们背后也有一副“白手套”，以助其家人发家致富，并管理这些财富。曾为内地政治新星的薄熙来及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近期接受审讯，罕有地揭露了“白手套”的重要作用：这些“白手套”帮助贪官攫取大量财富，让他们得以过着奢靡生活，个中细节颇耐人寻味。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权力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为老百姓办好事，用得不好误民误事甚至滋生腐败。要用制度管权管钱管人，形成“不能贪”机制，给权力涂上反腐剂、戴上紧箍咒。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那么谁在掌握笼子的钥匙？如果权力被关进了笼子，而钥匙还在权力的手里，这个事情就显得让人非常忐忑不安了。
反腐利器必须时时保持杀伤力、威慑力，不因战果丰硕而须臾刀枪入库。达摩克利斯之剑之所以令人心存畏惧，正在于它高悬头顶、随时可能坠下。从最近的反腐成效来看，绝大多数落马者都是多年的老蛀虫，却能长期潜伏甚至边腐边升，此前监督机制的失灵、反腐利剑的钝化，发人深省。原因很简单，只要还存在权力的腐败，就难免存在贪腐分子小圈子的内部人控制现象。而从最近的反腐战果来看，对这一难题，我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三）“权力掮客”成为腐败官员的“催化剂”
“权力掮客”作为一种“权力暗箱”的衍生物，既是我国腐败蔓延的重要推手，也是当前反腐败打击的一大难点。事实上，从成克杰、到刘志华、文强，再到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国开行原副行长王益、原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等官员的落马，其腐败链条上，都依附着“权力掮客”这个隐性角色。从以往案例来看，权力掮客既有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有社会上的能人；既有个体，也有群体；既有部门或小团体利益代表，也有特殊人群和某些个人私利的代言人。
所谓“权力掮客”，就是在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牵线搭桥，并且从中捞取好处，这些人有的是官员的秘书，有的是不法商人等。这些人利用人脉关系，打通政商渠道，大肆进行钱权交易，甚至出现了职业化趋势；他们帮助官员降低了受贿的风险，同时也加剧了官员腐败，使权力运行严重偏离了正常轨道，其危害性巨大。目前，“权力掮客”现象已成为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的“催化剂”，同时也是破坏市场秩序的“毒瘤”，必须严厉惩治。
随着我国反腐力度加大，有些实权人物面对不知根底的行贿者提高了警惕，便越来越多地利用第三方来进行权力寻租。权力掮客滋生的土壤，是“官本位”的体制和文化。在这种体制和文化中，重要的社会资源被权力执掌者把控，公权力的运行又极不透明，就造就了大量的请托需求。中国传统的人情文化，在分享资源的请托过程中，又扮演了中介桥梁的作用，权力掮客依靠熟人关系，把请托者和掌权者勾连成自己人，实现了人际关系上的资源交换。
（四）滋生出腐败官员的“双面人生”
2013年10月28日，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调查。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第十一位省部级官员。耐人寻味的是，从李春城到廖少华，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过着一种“双面人生”，“台上高调反腐，台下大搞腐败”。在台上演讲中大肆提倡反腐，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想尽一切办法进行腐败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
一方面是官员自己内心深处知道贪污腐败行为不对，在公共场所要唱响国家的主旋律，因此时刻将反腐挂在嘴边，另一方面又因为其想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尽可能的换作物质利益，因此就管不住自己走上了贪污腐败的道路。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实际上是官员贪欲和国家制度的一个较量过程，但是我国的法律制度是容不得任何人亵渎的，所以最终这样的官员会接受相应的制裁。“台上反腐、台下腐败”无异于是在“玩火”，只会断送掉自己的前途。
贪官为什么热衷于廉政秀？这与当前人人喊打的反腐败高压态势有关。做贼心虚，是一般贪官的普遍心理。廉政秀，也就成为他们必然的选择。一是借此包装保护自己，迷惑上级和群众，便于潜伏，不被发现，二是把自己装扮为反腐“排头兵”，转移视线，赢得赞誉和信任作为升迁的资本，不少贪官从中尝到了甜头，可谓是一举两得。但是无论贪官怎样包装，都无法改变贪腐的性质，最终在法网中原形毕露，沦为阶下囚。他们的那些廉政秀表演，除了留下笑柄外，还留给人们更多的思考。
五、改革是消除吏治腐败的锐利武器
改革的成败，说到底，是一场民心之战。今天改革最大的障碍无非是官僚的特殊利益、权贵的显赫地位，此二者都是反腐的对象。
（一）公平正义的缺失导致经济秩序混乱
市场经济会使“向钱看”成为社会上的一种价值取向。这不仅因为钱能满足物质需要，而且因为钱的多少似乎能标志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的成功程度。这就容易使得一些干部走偏方向，出现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防止干部队伍的腐败面临更大的困难。可以说，能否解决好各类各级干部队伍的腐败问题是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生死存亡问题。
中央加强反腐倡廉，还具有打造公平合理市场环境、提升经济增长活力的效果。当前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又缺少监督，成为滋生腐败的根源。占据垄断地位的能源，金融领域的央企、国企，更是贪腐泛滥的“温床”。贪腐行为向“上下勾结、内外联合、共同策化”的群体化方向发展。如今，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非常强大，要让那些习惯用权力获取资源和市场的人参与平等竞争，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的两会期间也发出慨叹：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因此，新一轮反腐斗争，是一次既触动灵魂、又触动利益的行动，为正在推进的“深水区”改革扫除阻力，中央下決心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用改革的办法压缩某些部门和官员的权力空间。因为，腐败行为的目的往往不仅要为违法行为开辟通道，而且要保护违法行为不受追究。所以这不仅会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而且会导致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只有坚决反腐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正常发展。
（二）形成“不能腐”的体制
让官员“不想腐”，就是要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和道德修养，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形成“不想腐”的思想道德防线。实践表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得比较好的人，恪尽职守、刚直不阿的人，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人，立志为社会做贡献而受到社会尊敬的人，就比较能做到自律，就能顶住诱惑。通过对领导干部进行持续不断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行为规范的教育，使其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自觉地限制私欲的膨胀，从而达到清正廉洁的目的。
比如：规范官员的待遇，要有一套明确的合法、合规、合理的待遇体系。让官员待遇正常化，既符合实际需要，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而不是变成权力、身份、地位的象征或炫耀。“官”的形象不应与“房”“车”等待遇联系在一起，也不该让人联想到“专供”“特供”等特殊性对待。公众对官员待遇议论很多，官员待遇以何为标准、实际如何执行、违规如何处理，都事关党和政府的形象。
让官员“不能腐”就要打造制度的铁笼子、监督的玻璃房，归根结底，让人民监督权力，是治标和治本的关键一招。唯有公权部门主动晒出权力清单，公示权力执行全流程，组织监督、群众监督与舆论监督有机结合、各显所长，方能有效制约权力、震慑贪腐。唯有如此，才能破解“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魔咒，才能改变“牛栏关猫”式的权力监督制约体制，让官员们恪守官德、慎始如终。
（三）反腐败必须依靠人民群众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腐败问题议论纷纷，大多认为光靠制度反腐、职能部门反腐远远不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参与。只强调制度反腐、职能部门反腐而不依靠人民群众，反腐斗争就会在隐隐约约，或明或暗中进行，使某些地方有意无意地让腐败分子钻了空子，导致一些官员“前腐后继”。很多地方的“前腐后继”说明，相关部门监督不力。其实，靠部门监督，同级别的不敢管，想管也管不了；上级部门又常常鞭长莫及，远水救不了近火。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党要加强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治理，深化专项治理工作，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不能单纯依靠体制内部门的力量，那样有可能产生权力更加集中的机构。而是应把权力向社会公开，并通过完善人大、政协和信访等渠道，让人民群众可以更好地进行监督，使体制内和社会在反腐问题上形成合力。这也显示了今后一个时期依靠人民、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以反腐败的实际成果取信于民，是我们反腐败工作的新的重点。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官员工作无论身在何处、位居何职、从事何业，有没有腐败的灰尘、污垢，问题多不多，毛病重不重，群众看得最清楚、心里最明白、最有发言权。有的官员很少很难听到群众真正的声音、意见和建议，甚至讳疾忌医，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人民群众参与反腐败，党必须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脉搏，考虑群众利益、尊重群众意愿，才有可能调动群众的力量；才有可能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才有可能经得起任何风浪、任何风险的考验。
（四）官员财产必须公开
2009年初，浙江省慈溪市700余名副局（镇）以上领导干部纷纷在本单位的政务公开栏中公布各自“廉情隐私”，引来很多群众驻足观看。慈溪市去年开始实施领导干部廉情公示制，公示对象为全市所有现职副局（镇）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公示内容包括：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产、私家车拥有情况；家庭成员出国（境）求学（定居）、经商办企业情况；有否借婚丧嫁娶之机大操大办、收受钱财以及参与赌博情况；有否利用职权职务便利或影响，为本人、配偶、子女以及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等等。
财产公开，就是各级干部首先要按规定向有关部门如实申报自己的财产，有关部门再将干部申报的财产及时向社会公布公示，让其财产充分暴露在阳光下，以接受群众的监督。一方面，国家要明确授权纪检、监察、反贪局等部门到银行、房产等单位去查证，看他们申报的财产是否属实，而不能坐在那里等待贪官自己暴露或被网友挖出来才去查，更不能认为核查他们的财产就侵犯了他们的隐私。另一方面，还必须通过板报、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等媒体将官员的财产进行公示，让其充分接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监督。
财产申报是个小概念，它只是财产公开中的一个环节，只涉及需要按规定向有关部门申报财产。至于他们究竟申报了哪些财产，到底申报了多少财产，这些财产需不需要及时向社会公开等，都取决于有关部门的态度以及案情发展的需要，即使官员申报了自己的财产，但只是掌握在一定的范围内，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而一般不可能向社会公开，群众就不可能知道。既然不向社会公开官员的财产，那怎么让群众监督官员呢？因此，仅仅在小范围内实施财产申报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建立健全完整的财产公开制度，将官员申报的财产及时、不留余地地向社会公布，并长期坚持下去，才能有效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
六、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治党的重要原则。治官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官必会正确有效。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从严治党。对于我们共产党人而言，坚定理想信念就是不谋私利，就是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就是要勤奋工作、廉洁奉公；就是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坚定理想信念，也是选人用人的第一位的标准。理想信念坚定了，我们的党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保持清醒。为实现中国梦，做时代的中流砥柱。
参考文献：
薛冰------------论中国共产党化解消极腐败危险的着力点和途径.《上海党史与党建》2014年第7期
周春燕----------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机制研究综述.《上海党史与党建》2014年第11期
叶志坚----------论廉政领导力的三维结构及其实现路径.《廉政研究》2014年第2期
黄红平----------从十八大以来落马高官看廉政建设的着力点.《预防职务犯罪研究》2014年第3期
作者简介：
李伟 男 （1958.5--- ）华东师范大学后勤纪工委书记
华东师范大学廉政文化研究中心
主要研究方向：党风廉政建设风险预警防控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