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对强化新形势下的党内监督作出了顶层设计，为加强和规范党内监督提供了基本遵循。新《条例》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应当认真对待、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推动党务公开、拓展监督渠道，虚心接受群众批评。
加强党内监督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基础性工程。十八大以来，在加强党内监督、严厉惩治腐败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赢得了党心民心。但监督难的瓶颈仍有待突破，监督的技术手段运用仍需要加强，监督的成效仍有待提高。一是监督难点依然存在。对“关键少数”的监督，长期以来存在“六太”现象：上级监督太远、纪委监督太晚、组织监督太短、同级监督太软、民主监督太虚、群众监督太难。不愿监督、不敢监督、抵制监督等现象在党内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近年来的巡视监督成效显著，在巡视中发现了许多问题，这恰恰说明日常监督难的问题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二是监督手段不够科学。监督形式比较单一落后，如列席旁听、谈话听意见、查信访举报等，缺少数据信息和科学考核。在过程监督中存在形式主义，容易成为管理部门的标签和挡箭牌；三是监督合力尚未形成。监督主体往往单打独斗，纪委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等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协调性不够。国家监察体系尚未健全，对各类监督的信息收集、运用、反馈的渠道不畅，形成信息孤岛，监督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宣传资源没有充分挖掘。网络反腐的赫赫战绩彰显了互联网监督的巨大威力，但也存在网络政治生态恶化的隐忧。四是监督信息不对称。监督主体不能充分掌握被监督对象的相关廉洁信息，对党员干部的行为，特别是干部财产、个人生活圈、社交圈了解不多，监督不易。
2016年7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以信息化服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加强信息公开，畅通民主监督渠道，全面提高廉政风险防控和巡视工作信息化水平，增强权力运行的信息化监督能力。”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化必然成为党内监督现代化的先导力量。互联网已经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和社会生活方式。反腐倡廉组织方式、动员方式、反腐倡廉载体和手段要与党员干部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同时变革；管理业务流程的电子化和党员干部社会生活的网络化，需要监察监管向网络空间转移；新媒体的普及化，需要廉政教育向新媒体空间转移。纪委是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互联网＋”是纪检监察工作适应社会发展潮流、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的必然选择。2015年9月王岐山在福建调研时明确指出，要加快信息化步伐，建设监督执纪信息管理系统，为监督插上科技的翅膀。为此，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加强制度体系建设，强化监督主体力量。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是建设廉洁型政党的关键所在。首先要加强监督的顶层设计，健全监督法规制度体系，党内监督制度与国家监察立法要配套出台，通过修法完善国家监察法规。在健全党内监督体系的同时，要整合国家监督职能，健全国家监察体系。其次要协调监督力量，形成监督合力。健全自上而下的垂直监督，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加强同级之间相互监督。在推进监督主体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同时，要借力信息科技，加快推进电子政务和电子监察，实现实名票决、远程问政、信息公开、同步监督等，鼓励打破监督主体信息壁垒，提升监督效率。最后要强化监督主体的力量。纪委要通过派驻全覆盖和向基层延伸工作网络，加强垂直领导，履行监督责任，保证监督效果。纪委要通过派驻监督和纪委书记异地监督强化垂直性和权威性。党委和纪委要利用好互联网这一力量倍增器，壮大各监督主体力量，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要运用大数据等新技术，迅速比对并锁定问题线索，实施精准反腐。要通过信息手段规范问题线索处置，监督执纪问责的信息要规范采集、及时上报汇集，便于上级研判大数据，把握反腐大局。要利用现代技术手段，集聚党员干部有关廉政信息形成海量数据库，经常分析研判，抓早抓小，层层预防，做到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提高监督效能，降低党的执政成本，厚植党的执政基础。
第二，创新监督执纪方式，提高监察问责力度。要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廉政风险清单，借助信息技术进行清单管理和全方位监督。纪委要聚焦主业，退得出、插得进、盯得牢，防患于未然，治病于初发。通过巡视常态化、审计全覆盖、纪委书记派驻制等，加强对“关键少数”的监督；通过电子监察，实现同步监督、远程监督，把廉政风险防控措施和业务制度流程一起嵌入到网络管理系统之中，做到能留痕、可监控、便追溯，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因素干扰，加强过程控制和廉政风险预警防控，提升制度执行力，优化管理流程，推进现代治理。
防止“四风”反弹回潮，也要有“互联网+”思维。微信红包、手机转账、电子礼品、网购快递等俨然成为送礼神器，成为新形势下纪律的破窗石。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要借助科技慧眼，使“四风”行为无所遁形。纪检机关通过与互联网、电信、金融、电商、交通监测平台等协调联动，可以检测监督对象账号异常情况、公务卡消费情况、公车私用情况，建立起虚拟空间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和调查机制。
通过大数据挖掘，主动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违纪违规问题线索，苗头性问题提醒在前，倾向性问题预防在前，一般性问题抓早抓小，防止小问题变成大问题。通过干部的房产、金融、出国、消费、诚信、考核等信息的整合入库和互联互通，迅速发现问题、固化证据、及时查处。外逃是腐败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的最后一个选项，追逃追赃，海外猎狐，断了腐败者的后路，能形成震慑效果。践行反腐败国际合作的“中国方案”，有赖于依靠技术手段发现外逃者的蛛丝马迹，并建立信息共享、联合调查机制。
第三，丰富廉政宣传教育，增强廉政文化自信。让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最大正能量”，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交互零距离、发布零时差、传播无极限等特性，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深入把握新媒体传播规律和廉政文化养成规律，弘扬正能量，有效规避、控制和化解互联网社交新媒体给广大党员干部带来的负面影响。要正视廉政宣传教育在网络上还处于把纸面的东西搬到网络的初级阶段，要积极开拓创新，突出中国特色、文化特长、网络特点、受众特征，强化立体融合，构建新媒体宣传平台，在主流媒体与时俱进坚守意识形态阵地的同时，主动建构大众新媒体和面向特定人群的专业新媒体，发挥好网站、微博、微信、QQ 群、短视频等传播优势。如上海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党刊为重点，以自办网站、微博为依托，以“上海观察”、“伴公汀”等时政类新媒体为延伸，协力发声、形成合力；把握节点热点，因时因事因势引导舆论，积极进行网络话语构建，或是短小精悍的廉政资讯推送，或是言简意赅的廉政风险提醒，或是通俗易懂的廉洁文化传播，或是鞭辟入里的社会时政评论，或是言之有据的文化知识推介，或是深入浅出的廉政理论解读，把纪言廉语融入网言微语，理上网来，越辩越明；精准受众定位，提升传播吸引力，用掌上“微”平台，传播廉政正能量，持之以恒做好廉政文化的继承弘扬、廉政文化的有效传播、廉政文化的培育认同和廉政舆情的监控、引导。
第四，建设信息载体平台，提高纪检科技含量。对纪检干部，不仅要求忠诚干净有担当，而且要培养互联网思维，提升信息素养和履职能力。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中央纪委网站已经成为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网站之一。这为纪检系统树立了标杆，提供了示范。各级纪委构建更加开放、高效、互动、安全的信息平台，既是群众期盼和反腐倡廉的需要，又是纪检监察部门“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的新路径。
适应互联网时代新要求，开门反腐是必然。公民参与网络反腐已经成为国家廉政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网站开设举报窗口和廉情互动回应，建立线上线下联动机制，在保障网络安全、遏制网络谣言和诬陷诽谤的同时，更要及时应对网上民意、网络举报，从而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破除神秘感，提高透明度，让民众在更为畅通的话语通道内，享受到更多的反腐认同感、获得感和参与度；通过纪律审查制度的全覆盖、工作流程的电子化、取证审理的影像化，推进纪律审查工作的规范化、过程的可追溯，提高查信办案的科学化水平；通过纪委网站等公开信息和及时曝光，对典型案例进行剖析，以案释纪，形成震慑，加大警示教育的针对性、覆盖面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