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清明的生动实践与发展路径研究
李 伟
摘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廉洁政治”，并阐明了廉洁政治的内涵即：“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是中国共产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更广阔的视野出发，把它看作关乎国家政治建设和经济社会生活全局的重要任务。要实现政治清明，必须创建一种理想的社会氛围：近30年来，随着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内涵“质”的飞跃，其重心正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与“魂”转变为精神追求，而道德、精神重建的资源，最合理的选择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看到，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继续发展经济的同时，已经开始向民主协商、社会公正、机会平等的政治蓝图和价值愿景上转移。
关键词：政治清明；顶层设计；底层设计；反腐败；抉择
一、引言
“政治清明”：指人民的思想、感情、意愿等，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以政治权利为核心展开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随着政治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继“依法治国”、“民主政治”、“党务公开”之后，“政治清明”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这些年的改革、路径，预示着为政治清明渐进积累创造条件。虽然人民群众的政治生活尽管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远未达到理想中的价值观，因此，我们要做到“政治清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必须依靠政治生态的修复再造。其实，政治清明，在任何时候都是广大人民群众衷心的期盼和美好的愿望，但这样的期盼和愿望，需要凝聚智慧，实现渐进、可持续发展的保障，需要进一步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的统一，更需要一场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型。本文立足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考察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的政治清明演进的历史轨迹，揭示其发展成熟的基本特点。
二、历史上政治清明的得与失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反动政府，建立民主国家，其根本就是要广大人民直接参与政治，让人民有权利决定和管理国家大事，其核心是让人民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使人民群众参政议政，治国理政。
（一）延安时期的“三三制”
延安时期（1937．1-1947．3）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全国各解放区实行的“三三制”政权建设，其中明确：“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它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的策略，是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雏形，更是政治清明的初探。
“三三制”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执政体制，它一方面强化了党在根据地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也加强了监督制衡作用和政权本身的建设。这一执政体制保证了在政权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作用，开创了政治清明的先河。
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年轻政党，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以“三三制”来坚持党的领导，广泛团结人民群众、开明人士，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观其背景，探其由来，当年可以捕捉到“透明度”、“基本权利”、“民主政治”的几个关键词。79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在历经风雨后，前仆后继，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拥有着8700万党员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实现“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主张就是“政治清明”。其特点：政治清明是民主政治的真实写照，迎合了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需求，增强了权力运行和工作的透明度，解决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最大限度地扩大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的权利，让人民群众根据自身的利益获得感，说“好”与“不好”。
（二）一部电影引起的思索
1975年2月11日，电影《创业》这部影片打破了“四人帮”为文艺创作规定的条条框框，尊重生活逻辑和艺术规律，塑造了“铁人”式的石油工人周挺杉和党的工作者华程的感人形象。影片完成后，立即引起了“四人帮”一伙的不满。他们粗暴地指责《创业》“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甚至煞费苦心地罗列了所谓“十大罪状”，《创业》的编剧写信进行申诉。毛泽东批示说：“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文艺政策”。
文革时期，一部电影的上映，需要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批示后，才能与观众见面，政治清明从何谈起。在今天看来文革的危害与影响：那些所谓的马列主义者，常常以自己掌握了真理，就开始大肆批判这个不懂，那个无知。尤其是不容别人讨论，这种陋习无畅所欲言可言。另外，更为重要的一点，当时整个社会少了合理的氛围，容不得一点点意见，且容易用大帽子给人扣上，扣上“学术权威”帽子还可以，但是更多的是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惹得一些批评不能发出。
上述分析的基础，是今天将政治清明与处于同样发展阶段的社会放在同个天平上相互比较，由此预测政治清明的走向：政通人和。其特点：中国政治体系仍然处于变化过程，但中国具有一个稳定有效的民心基础，有利于政治稳定。同样，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也需要这样一个中坚力量来推动。人们很快体会到“政治清明”的战略背后的现实意义，这也是党中央要把国家的社会经济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的前兆。
（三）“不争论”是政治清明的大智慧
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显然，邓小平痛切地感到，空谈误国，争论误事，中国已有几十年的时间被无谓的争论白白浪费掉了，如果现在还来一场姓“资”还是姓“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优谁劣的大讨论，不但不利于稳定，还会误事。
对中国来说，如果不能把西方的一些制度经验和其思想意识区分开来，不分青红皂白，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最终反而会贻误世界给中国的发展空间和机会。毋容置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中国开放学习的态度分不开。在法制、法治、市场、各项经济和社会制度等各个领域的建设，中国都向西方学习了不少经验。即使在最敏感的党建领域，中国也想向其他国家学习。
对邓小平来说，很多制度层面的制度因素，并不具备那么多的思想性质分界线，它们都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工具，中国就可以学习，只要中国本身是主体，吸收消化西方经验只能使得这个主体更强健。这明显表现邓小平站在政治清明的高度对市场的看法上，认为市场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可以学习和采用。所以，对这类制度因素，邓小平提倡“不争论”的方法。这个做法也符合列宁早年所强调的，建设一个国家就要吸收消化全人类所积累的所有成果。
三、腐败是政治清明的最大障碍
反贪惩腐已成为“新常态”，说到底就是从治标逐步转向治本，从实现不敢腐逐步转向不能腐、不想腐。我们从下面三个不同寻常的腐败新动向来说明，建设廉洁政治首先要让政治清明成为重要推动力。
（一）“围猎陷阱”是“政治弱化”的表现
何谓“政治弱化”呢？信仰模糊和方向迷失，当前阶段，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诱惑弱化了领导干部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它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何谓“围猎陷阱”呢？领导干部被“围猎”，进而形成“官商勾结”各取所需，结成利益的共同体。不过，说到底，领导干部传统廉洁意识在社会实践中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不断下降，根源还是它脱离实际，不能解释日益变化的现实，无法为人们提供合理的答案。廉洁意识要在人们心里扎根，不是靠宣传就可以做到的，还是要靠说服力和解释力。
无可否认，政治弱化是干部思想意识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主要体现在：第一，党性意识不强、种种社会的诱惑以及领导权力的公言力下降、软弱涣散而导致思想意识的影响力、解释力和凝聚力大大降低。第二，传统思想意识丧失了对新事物、新问题、新现象的解释力，不能提出让群众信服的答案。第三，市场经济的实行及技术的进步，也使干部群众失去了对思想意识的热情。全球化的影响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挤压，导致传统思想意识进一步边缘化。
由于制度存在滞后性和一些缺陷，贿赂的方式无奇不有，只要是能够满足人的需求、符合人性的贪婪欲望，都可能成为围猎陷阱。这是腐败现象蔓延的一种新的衍变，更多的是
党内存在着的政治利益集团。将“政治弱化”和“围猎陷阱”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可见领导干部“政治”不强，同时被利益集团“围猎”，已成为党内重政治大隐患。而且，两者还互为因果，领导干部被“诱惑”根源在于忘了“党性”，一旦被“俘虏”后更加不讲“忠诚”，结果就会导致精神堤坝与政治定力荡然无存。
（二）不信马列信鬼神
当今，官员的成长，个人努力和组织培养的因素之外，还不同程度受到党组织的判断及其政策的影响。首先，不难发现，许多官员信奉迷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贿赂鬼神，希望那些神秘力量能为自己所用。所谓：一边贪污腐败，一边烧香拜佛。其次，对于许多党员干部来说，只有领导才是其职业生涯的终结者与拯救者，因此他们不辞辛劳供奉上司、迷信上司。第三，对于他们来说，请求菩萨的保佑，无疑是请菩萨做自己腐败事业的帮凶，帮助自己“平安着陆”。
对此，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提炼，不信马列信鬼神的行为其实有两个要点，唯“力”是从和交换关系。即：可以掌握未知命运的力量便值得交换。一些人便背弃共产党人的信仰，迷信鬼神，到虚无世界里寻求护佑。这些人平时却远离组织，对党纪党规不上心，疏于学习。即便是已经接受组织调查时，首先想到的也不是老实交代问题，而是互相串通对抗调查，找“风水大师”寻求破解之道，甚至听从“大师指点”，关键时刻，宁肯相信“大师”也不相信组织。
究其原因，是这些人精神空虚、信仰缺失，党性修养不够。在科学昌明的现代，我们的党员干部应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现实无数次证明：组织才是党员干部真正的靠山，那些妄想靠小圈子、靠“大师”转运的人，无不打错了算盘。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是我们党的力量所在。全体党员必须在政治上讲忠诚、组织上讲服从、行动上讲纪律。
（三）学术造假偏离了道德底线
在今天这一急功近利的时代，教授造假已经引发学术界反思，我们的学术道德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决不能对学术腐败行为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否则科技界将“自毁象牙塔”。一些学者通过支付出版费在“学术”期刊里发表论文，这种学术不端的做法各学科高级知识分子都有，但在学术期刊上尤其猖獗。现行的特定学术环境，成为了论文造假的温床。这些论文的作者都是学科拔尖人才，作者也是知名权威。舆论披露，支撑这条“代工厂”的灰色产业链的正是来自中国学者的巨额科研经费，同时被撑起的还有中国论文第一大国的虚假繁荣。
所谓论文“代工厂”，指代写论文的公司。央视新闻2016年7月播出的《揭秘论文造假黑色产业链》专题报道披露，广东省一家论文代写公司每篇博士论文的收费是五六万元（人民币），难度较大的例如医学类的论文则更贵。更加叹为观止的是，缺乏良好的学术评价的环境和纠错机制。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很多人抄袭剽窃，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但是无论别人怎么说，我自岿然不动。
中国学术论文造假甚至已经国际化。“走出去”的原因之一是，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近年成了中国高校越来越被看重的评估指标。学术不正当行为出现的原因还有多种，管理上的漏洞是重要的一方面。要防止学术腐败，提高整体的科研管理水平恐怕是主要途径之一。具体而言，需要从杜绝不正当学术行为的角度出发，在学术管理中杜绝人为干扰因素，全面完善质量控制，包括加强对实时数据、理论观点的控制，在研究工作的计划保存和提纲记录的定期检查等方面制订出规范化的标准。
四、实现政治清明的路径抉择
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更加复杂的风险、更加严峻的考验。只有推动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把政治优势转化为核心竞争力。才能从“责任感”、“使命感”中收获成就、实现价值、作出贡献。
（一）“摸着石头过河”：政治清明的前奏
当年邓小平对“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很赞赏，为什么呢？因为“摸着石头过河”形象地揭示了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勇于开拓并稳步前进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丝毫没有否认理论研究、科学探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经验只能从实践中来，并回到实践中去检验，这就离不开“摸着石头过河”。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再提“摸着石头过河”，其目的就是要求全党和人民不仅要注重加强对治国理政、政治清明的共识，而且还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通过不断摸索规律，在实践中获得真理。
“摸着石头过河”，作为一种方法，有两个特点：一是从“前人没有做过”开始，逐步向“积累经验”拓展，随着时间上的持续、空间上的扩大，个别经验上升到一般经验；二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摸索创新，再由领导层进行概括、总结和推广。“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对于推进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当然，社会的发展需要克服一些不和适宜的弊端：要克服观念陈旧、因循守旧的思想；克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思想；克服本位主义、狭隘封闭的思想；克服瞻前顾后、不敢担当的思想。
“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过去适用，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因为摸着石头过河的本质，就是寻求规律，就是在实践中探索和把握继续前进的方向。今天，“摸着石头过河”具有四层含义：第一，探索当今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的路径。第二，政策与制度必须要有一个先行先试的过程，逐步积累优化再推进。第三，让党的理论更好地走进人民群众，真正为人民群众所了解、所掌握、所运用，充分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第四，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要立足新的实践，要靠新的实践与认识。
（二）“顶层设计”：政治清明还须“解放思想”
“顶层设计”：高端的创设，要有较为成熟的基础条件，即追求“水到渠成”；又要敢于在已有的条件下探索与创新，即“先行先试”。我们在实现政治清明方面，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缺乏顶层设计，甚至连拓展的方向都不清晰。与市场经济相比，政治清明的概念在我国还很抽象，目标也很模糊，只是迂回摸索，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对于民主和法制的发展，我们不能采取“试错”的方法，看哪里容易就在哪里改，改到哪里算哪里，只顾眼前。有些错是经不起试的，政治上的错更经不起试。我们所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富有理性的光芒，避免不必要的代价。
由于政治清明是建立在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之中，通常是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正确选择起点和路径是至关重要的，这正是顶层设计的目的所在。关于这一问题，从宏观的层面看，主要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要在中国共产党推行体制框架特别是思想理论主体框架以内寻找政治清明的生长点，以民主和法制的发展逐步影响、冲击乃至取代现存的人们所固有的思想；第二种思路则是立足于国家既有的基本政治和法制化轨道，在现行的行政机构框架内寻找政治清明的突破口。
对于政治清明而言，就是“思想”上的大解放，如果方向不对，同样是可以纠正的，因为实现政治清明的过程通常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旦启动都无法回到原来的状态。因此，从长远看，必须寻求“思想”上突破的创新，如果有了正确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将更加有利于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因为这种改革不是一个“试错——求解——纠正——再试错——再求解——再纠正”的过程，而是基于理性的设计有一个总体的改革路线图，是“有目标——有计划——有策略——有步骤”的过程，因此也更为安全。
（三）“底层设计”：政治清明要以人民为中心
“底层设计”：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提高为人民服务服务水平的客观需要，也是我们党巩固执政之基的必然需要。底层设计与政治清明是相辅相成的。要推进形成这种氛围，就要有政治清明的环境。一项好制度，特别是底层制度设计十分重要。有的制度设计，其结果好听却未必对底层群众实惠，因为任何一项制度很难让所有的人都满意。然而，既然某项制度针对的是对劳动群体利益的保护，就要注意保护群体中最底层的群众利益。假如底层制度设计改变了规则，就需要在制度设计上考虑规则变化对底层群众的影响。必须看到，底层设计需要引导，需要规划，具有极端必要性，甚至可以说是未来的政治清明有没有希望的关键。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多次强调，“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人民群众可能觉得，自己的财富全是个人聪明与努力所带来，却不知道这其中有很大原因，也是政治制度设计的结果。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这种机制转换之中，搭上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快车。
然而，时至今日，能者多劳、劳者多得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代替的是一个科技、知识、资本、土地能带来财源滚滚的社会。并且，让中下层阶层更加关注的还有一点，就是国家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责任的能力，也因全球化经济而越来越强壮。也许在过去，人们群众意识到这种财富分配的差距，到了壕沟变宽的趋势时，“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效应日趋明显。但今天在清明社会，人民群众会使用选票来表达自己的愿意。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摸着石头过河”为探索真理而孜孜以求的先锋队；是一个始终以“实事求是”为“顶层设计”而不断开创的政党，是一个把“人民至上”作为“底层设计”而奋斗振兴的忠实代表。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四个形成”：一是形成了一整套体现党的性质与宗旨的群众观点。二是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一根本工作路线。三是形成了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四是形成了根据人民的意愿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确定党的纲领。通过“四个形成”，使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结成了血肉般的联系，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五、结语
综上所述，政治清明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政治权力执掌者——公职人员、公共权力部门——政府及部门、管理过程——权力运行。政治清明总目标要通过实现三个子目标来达到，这是实现廉洁政治的主要途径、措施和表现，也正是人民群众关切政治清明的巨大动力，因为我们预见了一个不一样的发展格局之变，并对这个政治生态抱有高度的期待。对中国共产党来说，社会给了自身巨大的责任和压力，但也给自身一个历史的机遇和伟大的实践。道理也很简单：当政治清明成为一种新型价值观时，就有了机会去加快改革与发展。然而，创建一个可行的政治清明环境还需要进入两大关键阶段：其一是从国家建设到国家能力的提升。让人民群众更多地参与政治决策，这样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利益有利，就像在过去30年中所做的那样，稳定开创了中国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时代。第二个必需的阶段则关乎从人民当家作主到社会共同富裕的转型。主要在于总趋势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规模的扩大和社会关系的演进更新而不断扩大，在于上层建筑自上而下的指令与经济基础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总之，从历史发展的现实中去发现那些带有规律性的因素，去自觉地预测主流民意的走向，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走过曲折的道路，付出过巨大的代价，从历史长河看，这种探索只能说刚刚开始。
参考文献：
1. 刘仲平. 中国共产党90年多年反腐进程与基本经验.《预防职务犯罪》2013年第1期
2. 刘启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腐败状况实证分析.《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6期
3. 马玉飞. 延安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实际与启示.《上海党史与党建》2013年第6期
4. 闫志民.社会主义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求是》2014年第10期
发表于湖南大学主办《廉政研究》（内刊）2017年第2期
